去年是容闳诞生170周年纪念。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他，但今天大多数的年青人是否都认识他，就没有把握了。不过我想至少所有大学生都应该了解他，因为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。而且他在100多年前，直接促成中国派出第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，这些幼童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詹天佑，这是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知道的大人物。1872年，在经过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之后，清廷批准由陈兰彬与容闳分任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正副委员，带领首批幼童30名前往美国留学。以此为始，从1872－75的四年间，总共派出120人。按曾李二人的原定计划是“十五年后，按年份起，挨次回华。计回华之日，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，年方力强，正可及时报效。”但到1881年，风云突变，全体留学生奉召回国，不管学业结束与否。其时已经在耶鲁大学毕业的只有詹天佑与欧阳庚两人，有60名还在哥伦比亚等大学就读，其他学生则尚在高中肄业。
这些学生最幼者10岁，最长者16岁，平均年龄只有12岁，在今天，这样的年纪，一般父母连寄宿中学也舍不得他们去上。但他们却孤身只影，远涉重洋，分散借住在美国家庭中，渡过最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。今天看他们出国时的照片，个个穿着一色长袍马褂，一付小大人的模样，不禁为之动容。公派留学生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举动。因此这一举动对政府，对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家庭而言，都是一种考验。事实证明，当权者最终经不住考验，中途变卦，使这一留学创举有善始而无善终。
当然留美计划的中辍由种种原因所造成，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的一些歧视性的政策的影响，例如拒绝中国提出的，让优秀学生进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和海军官校的申请，例如美国排华事件的发生。但是关键性的却是当权者对留美学生日益西化的担心。在这些学生中，有人信奉基督教，少数人组成“中国基督归主团”，提倡中华帝国基督化，甚至剪去辫子，引起清廷极大的不满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末，监察御史李文彬弹劾留美幼童“多入耶稣教门”，加之作为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正委员的陈兰彬，是一个思想保守的翰林，他本人就主张中止留学，撤局回国。在他与人联名的奏折中说：“外洋风俗，流弊多端，各学生腹少儒书，德性未坚，尚未究彼技能，先已沾其恶习，即使竭力整顿，亦觉防范难周，亟应将该局裁撤。”连主其事者都持这样的态度，这学还留得下去吗？因此翌年夏天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顾美国方面的抗议，以及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游说，决定裁撤幼童出洋肄业局，下令留美学生分批归国，结束了中国第一次公派留学活动。
当然，对于中国留学生出洋以后可能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事先并非没有估计到。为了防止他们丧失中国文化的根底，提出了种种要求与规定，其中有些要求今天看来对于成年人都难以接受，不用说对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了。就在撤局归国的前一年，还发布了《守则》十条。这十条包括学生不能在应得到的待遇之外，另外要求津贴等合理规定，却另有许多不合情理的要求。其中有四条相当过分，直接妨碍了留学生的正常发展。
第一条：此后每年漫长的暑假，学生们都要用来学习中文，以及学习英汉与汉英对译。为此，所有的学生将分成两组，轮流来出洋肄业局所在地的哈特伍德逗留六周，而后才可以随意到其他地方度过剩下的假日。
第二条：在学期中，能用中文作文的学生应当继续做作文练习；不会用中文作文的学生要做英语课程的逐字翻译。这两种作业的样本要每月一次呈交给局本部，以便测验。按时呈交的优秀作业会得到奖励，而迟交的作业要受到处分。此外，每月必须无误地提交30页中文（按：不知是作文还是书法）给局本部。
第五条：……将要求老师们削减那些对美国学生有用，而对中国学生不见得有用的课程（如美国地理、钢琴课以及诗歌课）。而代之以研读中国经典以及中文写作。
第十条：住在哈特伍德的学生在周六与周日都要到局本部来学习中文，并聆听《圣谕广训》。
这些规定显示出，当权者担心留学生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迷失方向，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产生，他们没有什么高招，只能加强儒学经典的灌输，以及保持中文的学习，甚至乞灵于每周聆听康熙与雍正皇帝的圣训。这种迂腐的教诲，在国内是初一十五听两回，对留学生却变本加厉，一周一回。如此这般，留学生们既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，学习与美国学生一样的课程，又要学习四书五经，而且假期也得不到正常休息，甚至连周末都有负担，对十几岁的少年来说，造成学习上很大的困难，使得留学运动难以为继。当然，主持留学事宜的官员也觉得这样的负担太重，但他们的办法并不是减少中文或儒学经典课程，而是削去那些他们认为无用的功课，所以才要求教师不要教中国学生弹钢琴。但是既在他乡，就要入乡随俗，又要学生学习美国课程，又要他们不受美国生活方式影响，这无异于缘木求鱼。即使他们没有学会弹钢琴，难道他们连美国比清帝国先进这样的简单事实也看不出吗？难道他们就不会产生为什么我们不如人家的念头吗？
《纽约时报》在中国留学生启程回国前夕发表社论，在盛赞中国幼童“机警、好学、聪明、智慧。……且能学业有成，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企及的”同时，也指出：“中国幼童们，除却书本老师传授的知识，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，这是意料中的事。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，仅由工程、数学、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，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，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。”正是意识到这种危险性的存在，而使清廷采取了因噎废食的政策，把原来方向正确的留学运动嘎然中止。
其实天底下哪有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，即使是有极少数留学生丢掉中国文化，甚至变成洋奴，也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。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爱国的，把自己与国家的荣辱维系在一起的。1906年詹天佑在写给他的美国老师的信中就说道：“好像我成为中国最佳的工程师，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。如果我失败，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，也是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，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。”至于有的留学生因为眼界放宽，而对清帝国产生政治改革的愿望，更无可厚非。可惜当权者所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到底是把一己之私利摆在国家利益之上的。因此宁可中华无先进科学技术，也不愿使中华有留洋学生。当然这种思路并没有首创权。早在清初，由于中国历法不精确，不得不利用西洋传教士来制定新历时，就有钦天监杨光先其人说道，宁可使中华无好历法，不可使中华有洋人。而且这种思路也并不止于中断第一次留学运动的当权者，而是在八九十年后还有其后继者。文化革命中，又一次出现锁关闭国的局面，其荒谬的逻辑就是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，不长资本主义的苗。因此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，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100多年前的十条留美学生守则所透露出来的，不单是中国政府对留学生管理的思路，而且是在中外文化接触时作出的保护性措施。这一措施正确与否，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。可惜这一文本一直没有人注意到，也不知还有中文原本存世与否？其英文本是旅美学者高宗鲁教授，去年在珠海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于众的，不过似乎还是没有人留心，因此特为拈出，以感谢热心搜集有关留美幼童史料的高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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